我到劳教所的第一间住房，是大队分给我的大队办公室平房中的一间。平房是红砖的，一长排，中间有个门洞，门洞里两边是黑板报，用粉笔写着通知之类的字。房子里没有自来水，南北两个窗户，北边的坏了一块玻璃，连吹了几天冷风，晚上风可以吹到身上来，因为房子太小，躲不开。几天以后，我想法设法，才临时将它堵住了。

　　天花板是一块块纸板钉起来的，年久失修，有一块纸板的钉子掉了，纸板就垂下来，露出黑漆漆的一处口子。天花板上面是老鼠的王国，不论白天、夜晚，老鼠们都会一齐奔跑，“咚咚咚”敲鼓似的，速度极快，从长长平房的这头跑到那一头，或从那一头越过我头顶，到另一个那头去了。

　　这是2000年1月，异乡寒冷又潮湿，我独自远离生长的城市，来到这所省直属、但离小县城也有20里距离的名叫“烈苦烈”的偏僻劳动教养管理所，成为一名劳教人民警察。

　　房间里白炽灯泡昏暗，什么家具也没有，只有单位上给的一张单人床，冰凉凉的，一点也不像住了一个活人。我没带什么书来，只有几本九几年的《诗歌报月刊》，翻几页，无心看书。

　　多数时候我脱掉裤子，穿着衣服坐在床上发呆，一只手伸在外面，夹着香烟，这只手冻得不行了，又换只手夹烟。

　　我经常看见老鼠从天花板里探出头来，我和它四目相对，它并不怕我，看我一阵，然后就大大方方地从墙壁上溜下来。一只、两只，或者三四只。周星驰的电影《长江七号》中，为了描述主人公住处的困窘，拍了好多蟑螂，周星驰的蟑螂没有我的老鼠多。我是个从小不敢看杀鸡的男人，一般情况下，也拒绝毁灭其他生命，可是老鼠的确让我不安心。有一天我看见从那个破天花板处出来一只，顺着电线跳到床上，令我极为反感，我想要是夜里睡着了，它这么一跳，跳到我脸上怎么办？我决定非要给老鼠一点颜色瞧瞧。

　　听同事说，有一种粘老鼠的纸板好用，还没正式确定岗位的几天里，我到县城买生活用品，就买了几张这样的“粘鼠板”。晚上临睡前，我在老鼠经常走的一条道路上，连续放了几块这样的东西，当天就发挥了作用。也不知是夜里几点钟，一只老鼠被粘住了。

　　被粘住的老鼠发出呲牙裂嘴的叫声，它拼命挣扎，把板子都弄得翻起来了。夜里很冷，房子像浸在水里一样，要是平常，我不能忍受有个濒死的东西在旁边呼救，但冷啊，太冷了，我连灯都不想开，在老鼠渐渐微弱的呻吟中又睡着了。

　　早上一看，床边不远的它个头并不大，肚子瘪瘪的。它的一边脸被胶死死粘住，另一边脸倒显得比较平静，四肢撑得笔直。在它旁边的胶上，散乱地粘着一些毛发，从中可以看出昨夜战况的激烈。它努力过了，奋斗过了，事实如此，它僵硬地接受了。我捏着板子一角，走到门外，手起刀落般，把它仍到了马路对面的荒草丛中。

　　经过这次的捕鼠，产生了积极的效果，可能是这只老鼠临死前的撕心裂肺，震住了我头顶上的邻居，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，这些灰衣使者都没有在我意料的时候出现。也有时候听见它们的动静，抬头一看，又四目相对，但它们马上缩回去了。

　　平房中间的门洞，把这栋房子分成左右对称的两半，左边是大队办公室，右边第一间住着万鹏——万鹏是和我一批来的，不到二十岁，年轻就气盛，他的旁边住着我。从我开始再往右，其余的房间全部空着，但门上粉笔写了一个个的名字。后来才知道，就在我和万鹏分来这里的前一个月，即1999年11月，“烈苦烈”劳教所进行了大的改革动作，西边的一个大队撤消了，和我们二大队合并成了一个大队。门上的这些名字，是被撤消的大队的年轻民警们的名字。他们应该住过来了，上下班也方便，但他们不愿过来，他们在那边住的是家属套间，到这边只能住办公室，所以不愿意。大队在会上催了几次，应者寥寥，于是在一段时间内，这里只住了我和万鹏两个人。